蚌埠市政协常委，安徽安疆律师事务所主任 曹 军
进一步明确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的定位。相对于国外“以诉讼为中心”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我国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是具有东方智慧的制度创新。目前的实践模式有三种：一是以政协委员身份参加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组织的调解委员会；二是以党派或者界别为单位，嵌入“一组一会”的方式；三是以设立政协委员专业工作室的方式参与非诉纠纷调解。建议把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的行为，定位在人民调解的范畴，并适用《人民调解法》和《安徽省人民调解条例》的有关规则，尤其是对于新开展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的地方，应严格按照《人民调解法》和《安徽省人民调解条例》的规定，首先设立调解委员会，选聘能力强的政协委员作为非专职调解员，对于有专业特长或者特殊影响的政协委员，可以考虑在调委会之下再设置专业的委员工作室。
进一步规范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的程序。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其个人的社会影响和人格魅力相比一般调解员有较强优势，甚至有些案件的成功调解，更多的是基于对政协委员本身的信任。但这种灵活性并不能否定程序的必要性，以《人民调解法》和《安徽省人民调解条例》为依据，制定规范的调解程序及调解指南，加强对政协委员的约束和对相对人的保护，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建议在总结现有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制定规范的调解程序或者操作指引。
进一步理顺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的衔接。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除调解过程外，还存在与上一流程收案单位和下一流程执行单位衔接的问题，尤其是与执行环节的衔接，因为涉及到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是否能落实到位，而不是流于形式的根本问题，所以处理好与执行的衔接显得特别重要。调解虽然必须自愿，但由于很多纠纷的履行并不是当场就能履行完毕，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调解时自愿，达成协议后又翻悔的情况，如果不能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再重新走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不仅没有起到非诉纠纷调解的预期目的，还事实上进行了重复劳动，加重了被调解人的负担。因此，为实现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效果，有必要进一步理顺相关单位尤其是与执行单位的衔接问题。建议依据《人民调解法》，凡符合该法规定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均可以直接赋予执行的效力并进行强制执行。
进一步加强对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的支持。政协委员参与非诉纠纷调解，需要政协组织在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建议，对于有专业特长和社会影响的政协委员，应当帮助其设立专业工作室，作为对调解工作的支撑。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例和经验做法，要及时总结、推广，并广泛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