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曹操的实力在初始远不如袁绍、刘表、公孙瓒等，但却是最后的赢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究其主要原因，则是他审时度势,因时适变，唯才用人，事业留人，为使天下人才归心，“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数以百计的人才聚集在他的周围，为己所用，成就霸业。
一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皇帝昏庸，大权旁落，刘汉王朝已名存实亡。但由于谶纬神学和正统观念作用，刘氏皇权“受命于天”，汉献帝多少还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一些诸侯欲挟天子号令天下,笼络人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原本只是尊王室以抑制诸侯的等级规则，把它拿来当成一种政治斗争策略，据说始于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宰相管仲。时至汉末，董卓、李傕、郭汜、杨奉等都曾“挟制汉献帝”，可是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据记载，汉代最早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他曾劝袁绍：“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由于郭图、淳于琼等人以“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为由而反对，目光短浅的袁绍没有采纳。可见三国时期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始作俑者，绝不是曹操。雄才大略的曹操则充分地认识到献帝对他实施“天下归心”、成就大业的重要价值，为他以朝廷名义征召团结天下人才提供便利，所以当“议奉迎都许”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谋士荀彧、毛玠的建议：“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 、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 “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当即立断派遣曹洪将兵西迎汉献帝，侍奉于许昌。曹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奉”，而不是“挟”。从此曹操奉天子发号施令于不臣，匡扶弘义，取得了政治上的极大主动权和优势，这对掌控全国的割据、动荡局面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曹操“奉天子而令不臣”，把那些与自己政治主张不同而拥戴刘汉王朝的政治势力团结起来，对其事业发展而言是一个飞跃，借汉献帝之名，通过征伐异己、政治笼络等方式扩张自己的实际实力，名正言顺地利用“天子”名义实现自己政治地位合法化。两汉以来“非刘氏不能称王”的忠孝传统政治道德思想，使那些受恩于汉献帝并囿于忠孝政治道德观的士大夫阶层在辅弼献帝的使命感驱动下，选择了曹操。在汉献帝的旗帜下，曹操身边云集了大批能人志士。其中很多人如王朗、华歆、陈群等更是主动投奔。一时出现了“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的人才济济盛况。
曹操审时度势，最大限度地把可以团结的各路诸侯力量团结起来，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即使是暂时的、易碎的结盟也行。这实际就是先秦时期的“合纵连横”的活用。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曹操的团结联合是以实利为衡量的，在他眼中，永恒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在袁绍和袁术两兄弟反目为仇时，曹操利用矛盾与袁绍、刘表结成联盟，以对抗袁术、公孙瓒、陶谦结成的同盟，曹操在联军中大显神威，于初平三年（192）和袁绍联合先后击败刘备、陶谦等，之后又于匡亭等地大败袁术军。
曹操为了击败实力较强的袁术，他不计前嫌，竟团结联合曾袭取自己的兖州并险些置自己于死地的吕布，还用自己私人的金子给吕布铸造一颗“左将军”印给吕布，以示和好。为了对付强大的袁绍，与有杀子之仇的张绣和好。他联吴抗蜀，为除心患关羽，曾为子曹彰娶孙策堂弟孙贲之女，又把侄女配给孙策弟孙匡。通过政治联姻，壮大势力。他接受司马懿和蒋济的建议，利用“荆吴虽外睦，而内相猜防”之矛盾，封孙权以江南之地，孙权上书称臣“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联合孙吴，借孙权之手斩杀了关羽，去了心腹大患，离间了孙刘联盟，曹操成了赢家。
二
如果说“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曹操实施天下归心的策略，那么“唯才是举”与因时适变则是他实施“天下归心”的具体举措。早在铲除宦官、匡扶汉室的政治斗争中，曹操和袁绍曾经一起讨论过天下时局。二人的政治人才观不同，袁绍只重视攻城略地，而曹操胜袁绍一筹，他重视人才，把人才问题看做是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战略问题。唯才是举是他笼络人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团结了一切力量，并调动其积极因素。为此，他曾三次颁布“求贤令”，划定构建政治势力和结盟的范围，“求贤三令”的结果促使曹操全方位、多视角的挑选有用之士，迅速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旗帜鲜明的主张不问名声、地位、出身，即使负有“盗嫂受金”之污名，或品德“有偏短”或“不仁不孝”之行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就委以重任，“勿有所遗”，显示了他用人唯才不拘一格的大度。实际上，在他未颁布“求贤令”前即已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了，他任用了一大批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人才，如郭嘉等有“不治行检”，季阐有“受金取婢之罪” ，曹操都不求全责备，皆以“智策举之”，加以重用。凝聚天下智力，使之天下归心。这种用人标准，从根本上否定了汉代“以仁孝” 为核心的用人制度。这是袁绍、刘备、孙权都不会也不可能提出的。有人以为曹操只看中才能而忽视“德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曹操并非不重品行，只是对过去“重门第、轻能力”的用人政策的一种颠覆，在“德才”难以兼顾时，他搁置品德，而讲究才能，这是乱世时的权益之举，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因此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这些人都是曹操人才库中的关键人物，为曹操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见曹操知人善用，以事业留人，以待遇留人，实为后世所难及。
当社会安定后，曹操选用人才因时适变，德才并举，唯才用人转向了“治平尚德行”，把清誉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之一。曹操掌握中央政权后，要求当时负责举荐官吏的“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对于不节俭廉洁的行为，曹操认真处理。如同乡好友丁斐因私自调换官牛一度被撤职，曾为曹操上表捏造孔融罪名的路粹违禁以低价买驴被处死，决不徇私枉法，维护了节俭廉政建设，一时形成了一种以清俭廉政为尚的社会风气。《三国志·毛玠传》裴注引《先贤行状》曰：“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本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飨之赘，家象涿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赘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这虽然有追求形式、迎合上有所好、故意装出一副穷酸相之嫌，但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上厉行清廉已蔚然成风。
曹操用人，唯才是举，亲仇不避，举亲不必说，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充分显示出曹操的用人智慧。曹魏集团中有许多能征善战的将士和多谋善断的名士，他们有的是慕名主动奔投，有的是临阵倒戈，有的是被俘劝降，曹操“各因其器，不念旧恶”，以诚相待。初平二年（191）荀彧弃绍投操，曹操情不自禁地赞其为“吾之子房”；建安五年，许攸弃绍投操，乐得曹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己！’”许褚率众归之，曹操见而壮之曰：“此吾樊哙也。”官渡之战，张郃来降，曹操“得郃甚喜”，立既拜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曹操攻破荆州后，文聘降曹，曹操感叹曰：“卿真忠臣也”，优礼相待，授予兵权，任为江下太守。刘表的重要谋臣蒯越降曹，操格外高兴，给荀彧写信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这些人都为曹操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曹操对待张绣，据《三国志•张绣传》记载，张绣这个人反复无常，曾一度大败曹军，曹操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死于他手下，曹操本人也为流矢所中。后张绣弃绍降曹。曹操不计杀子之仇，不仅纳其降 而且又对其加官进爵，封为列侯，这种用人的雅量在三国时期是少有的，他攻占冀州后不杀曾替袁绍辱骂过他祖宗三代的陈琳而被重用，也同样向世人表明其心胸宽广，纳贤不记仇。这充分展示了曹操的非凡政治家的气度。再如，建安九年，曹操在攻破绍军大本营邺城后，“公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癝食之。”有史学家从儒家道德角度批评曹操的这种行为“尽哀于逆臣之家，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踬矣。”其实，曹操的这种包容气度和用人雅量正好起着一种心灵的感化与精神归化作用，表现出不计过往、着眼大局的智慧。
曹操唯才是举，重大局，讲团结，度外用事。曹操处在“君贵审才，臣尚量主”的时代。“天下有进取心的人才，纷纷择主而事，希望通过辅佐有作为的明主建功立业。袁绍就是因‘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能聚人而不能用”，败坏了自己的事业。曹操则思贤若渴，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他对投奔来的人才，“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据《三国志•武帝纪》载，刘备被吕布打败后，投奔曹操。程昱劝曹操杀刘备以除后患。如果从把政治上的主要对手消灭于萌芽之中这一角度考虑，程昱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曹操却不以为然，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着眼，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不但不杀，还常置左右，委以重任。这不仅争取团结了刘备，提高扩大了曹操纳贤用人的声誉，也彰显了大英雄胸怀。官渡烧书也表现出曹操的大度情怀。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并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这一举措，赢得了曾经通敌的人才的衷心拥护，真心换忠义，有不少人才愿为其效命。由此见出曹操心胸的宽广和容量。曹操的这一人才大局观明显高人一筹，有利于天下人才归心局面的形成。
曹操集众智，不搞一言堂，这不仅有利于唯才是举，也更有利于革除惟命是从的陋习。汉魏之际，就用人本领而言，实无人能出曹操之右，他为了广开言路，发动部下向他提意见，于建安十一年（206）发出《求言令》，此令旨在广开言路，集思广议，鼓励有识之士建言献策，调动了大多数谋臣的积极因素。曹操能够从汉末群雄中胜出，可以说这种唯才是举天下归心的措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
曹操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旗帜下，审时度势，广泛结盟，唯才用人，所以海内归心，人才济济，构建一个“盖将百计”的曹魏政治集团，这是孙刘所远不能比的，其人才库由几下以种势力构成：
1.曹氏宗室势力，这是曹魏集团的核心领导力量。在中国古代社会，联络家族及社会关系的纽带则是血缘，认为非本族人必有异心，所以曹操最信赖的则是曹氏家族成员，是曹魏集团的核心人物。由于曹操与夏侯氏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夏侯氏家族皆显赫于曹魏集团中。这两种势力构成了曹魏政治集团的核心力量。
2.汉末社会名士，这是曹魏集团中的重要力量，是曹魏集团中的关键人物。曹操将他们笼络于邺下，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委以重任。如建安七子，他们聚集在曹氏父子周围，得到信任，成为曹操集团中枢的重要成员，负责落实“唯才是举”的策略，一批栋梁人才如荀攸、陈群、司马懿、华歆、王朗等，先后进入曹氏集团，并担当重任，成为曹魏集团的重要角色和可靠的力量。这些名士中的绝大多数进入曹操集团后，就开始慢慢适应曹操“早期忠君报国，演变为自己称王，谋取汉室”的政治生态环境，逐渐全面接受曹操的政治意图和行为方式，将自己建功立业的活动融汇到曹氏父子的政治活动中，最后完成了自身曹氏政治集团中忠臣化的蜕变过程，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曹魏政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也有一部分名士，在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引领下，投奔于曹魏集团，但其人生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仍停留在曹操当初的起兵讨董、光复汉室的初始阶段，而没有随着曹操思想的转变而转变，仍自视为汉臣，内心仍想维持汉室尊严，甚至反对曹操称王，最终被淘汰，被黜于曹魏集团，甚至自杀身亡。
3.社会底层的英俊，即那些出身卑微、生活在社会下层、有一技之长的各类人物，这是曹魏集团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是曹魏集团势力的基础。他们有的来自于行阵之中，有的来自于亡虏之内，有的出身于细微之阶层。曹操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所以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物，忠诚于曹魏，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壮大曹魏集团势力作出了贡献，成为曹魏集团的权贵。甚至那些具有“非常之绝技”的方术之士，曹操也“悉所招致”，各因其器而任用，成为曹魏集团的基础力量，为曹魏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雄才伟略的曹操雄视天下，他为了完成一统大业，审时度势，奉天子以令不臣。在光复汉室的旗帜下，k8凯发的招贤纳士任智，身边云集了许多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士，为己所用，“其明略最优”，故成就霸业。诚如《三国志·杨阜传》所云：“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李先锋：亳州市政协委员、文史研究员、办公室副主任；魏宏灿：亳州学院特聘教授，亳州市政协文史委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