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
武王墩楚墓出土的编磬
武王墩楚墓发掘信息透露，该墓北室除了出土23件编钟之外，还有一套编磬，共20件。
编磬也是一种打击乐器，悬挂在磬架上，石质。形如新月，厚薄均匀，表面光滑透亮，敲击声悦耳动听。一般而言，出土编磬的古墓，都存在编钟，但反之不然，也就是有编钟的墓室，不一定有编磬。演奏中，编钟与编磬常常相互配合，所谓“金石之声”，“金”指编钟，“石”指编磬。由于武王墩楚墓中的编钟和编磬都是先被盗墓贼盗掘提取，后被警方追回，因此，此番考古发掘时，并未见北室内编磬是如何悬挂在磬架上的。武王墩楚墓中磬架长的啥样？目前，人们并未见到相关展示和介绍。
“金石之声”
在1978年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磬，为我们提供了编磬的具体形制。这组编磬共32件，形若新月，大小各异，2层4组，有序地悬挂在磬架上。磬架的底座是一对圆雕怪兽造型，怪兽头顶以榫卯结构插上立柱，青铜错金，通高109cm，宽达215cm。怪兽身上刻有铭文，为“曾侯乙乍（作）持用终”。另外，还刻有编磬编号、乐律名称和相关音律知识，共700余字，字形与编钟铭文相似。
怪兽的腰部和顶部，分别以榫卯伸出上、下两层（两根）横梁，横梁上布满错金云纹，并焊铸铜环，用以悬挂编磬。另有磬槌2件。
经研究，这套编磬的音域为3个八度，12半音齐备，音色清脆。演奏时，乐师双手执槌，跪地敲击。编磬的音量不如编钟大，但它的声音并不为编钟所掩盖；它的余音也不及编钟长，但清晰敏捷，钟磬同奏，金石和鸣。
根据文献记载，编磬在中国春秋时出现，战国时达到巅峰水平，秦汉之后衰落。对于编磬的材质，除了考古发现印证的石质之外，文献记载称还有玉质的，但截至目前，仍未见玉质编磬。
我们期待早日倾听武王墩楚墓中20件编磬的美妙之声。
“礼乐治国”
由史观之，编钟和编磬在古墓中的出现，是古墓规格、形制之高的表征之一，毕竟这种“金石之声”多用于宫室雅乐、战争讨伐或重大祭祀场合。古墓中编钟和编磬的出现，是当时“礼乐治国”理念的体现，而并非完全是去世帝王将相的生前爱好。
我们常常在古代文献中看到春秋战国有“礼崩乐坏”的记载，所谓“礼”，大家容易理解：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师与徒，等等，他们之间都得讲规矩，讲规范，这是“礼”。大家都尊礼，社会就和谐有序，所谓以“礼”治国。那么，这个“乐”，“礼乐治国”，从何说起？所谓“乐坏”又是什么的情形？
有文字可考的“礼乐制”，始于夏商。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制礼作乐”，即《周礼》，制定了各级贵族政治和生活的准则，成为维护宗法制度的必备工具。至孔孟时代，倡导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成为建立礼乐之邦的道德伦理基础。他们倡导“礼”的精神，实际上是倡导社会的有序；而“乐”的精神，则是倡导天地自然的和谐，所以《礼记·乐记》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也”。孔颖达对此注疏说：“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高诱注《吕氏春秋·孟夏》说：“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可见，礼是调整社会行为的规矩，违者必惩；乐是对社会和谐的倡导、引导。
乐，与诗歌有关，官方通过民间歌谣来考察社会，这就是《诗经》中“风雅颂”的“风”部分。民间歌谣，是人之心声；乐，是这种心声的表现形式，是民情之所化。
《周礼》规定周王室子弟13岁开始学习各种礼仪乐舞；20岁，全面掌握《六大舞》《六小舞》，都是雅乐舞蹈。在贵族阶层，乐舞修养是身份体现的重要部分。
“音乐教化”
提这么多“礼乐治国”的说法，我们还是拣几则关于古人与舞乐的典故看看，这样更有助于我们走近先人。
大家知道“余音绕梁”这个成语吧？音乐已经停止，但余音似乎仍在屋梁上回旋，形容歌声、音乐优美。也比喻诗文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的来历。它出自《列子·汤问》，说的是秦国有个人名叫秦青，素善歌舞。一个名叫薛谭的人慕名求学。学了一段时间，薛谭以为学得差不多了，向秦青道别。秦青起身相送。一路上，秦青击节歌唱，婉约伤感。薛谭听了，知道自己的学唱还早，请求留下。秦青同意了，就告诉他这样一个故事：
韩国一名女子，名叫韩娥，去齐国时，在都城雍门外，因为没有吃的，便开始卖唱。已经离开了，歌声依旧在城门之上，绕梁三日，附近的人还以为韩娥没有走。韩娥经过一家旅店时，遭到旅店人的欺负，韩娥就长声哀哭，听得男女老少相视而泣，三天吃不下饭，便去追赶韩娥。韩娥深受感动，回来了，又唱起欢乐的歌曲，听得整个乡里百姓情不自禁地欢歌跳舞，全然忘记了以前的不愉快。
秦青说，受韩娥影响，齐国都城雍门一带的人至今还非常擅长唱歌。
可见，音乐歌舞能让百姓悲泣，也能让百姓欢快。
楚人创造的成语“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人们也不会陌生，但故事不一定知道。这个故事出自战国人宋玉著《对楚王问》。说的是楚国有人在都城唱歌，开始时唱《下里》《巴人》，跟在后面唱和的人成百上千；接着唱《阳春》《白雪》，跟在后面唱和的只有数十人了。现在人用“阳春白雪”这个成语，往往表示曲高和寡，但其本原告诉人们：楚国的民众不仅爱好唱歌，而且他们是通过唱歌，来传情达意。
楚国郢都人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更能反映这一问题。伯牙曾去晋国任职，回来时，途经汉水，鼓琴时偶遇钟子期，二人结为知音，相约来年再会。至期，伯牙来了，钟子期已去世，于是伯牙在钟子期墓前将琴摔碎，以感谢钟子期的知音之遇。
平时，人们只知道孔子是个教育家，其实，孔子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他还是个音乐家。他对音乐的欣赏，有“三月不知肉味”的传说。那是说他在鲁国时，就听说过尧舜时的舞乐“韶乐”。后来到齐国，终于在宫廷宴乐中得以亲耳聆听，被韶乐的庄严肃穆所迷倒，以致三月不知肉味，被美妙的舞乐“冲倒了”！并情不自禁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真的想不到音乐的作用能有这么大！
作为后世的教育表率，孔子学琴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孔子学琴的老师是师襄子。师襄子教他一首曲子，孔子练习了十来天，仍未停止。师襄子说：“你已经熟练，可以增加一点内容了。”孔子说：“是已经熟练了，但我还没有摸到规律。”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摸到窍门，可以换曲子了。”孔子说：“不行，我还未弄清曲子要表达的心声和志向。”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看见孔子，发现孔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情庄重。未等师襄子开口，孔子先说了：“我已经领悟到了：乐曲中能看到这个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说在乐曲中能“看到”此人皮肤黝黑，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望着远方，像一个统治四方的王者。这首乐曲，不是文王，谁也作不出来！师襄子闻言，惊叹道：“是的。这首乐曲就是文王作的，名叫《文王操》。”
孔子对乐舞的认识和学习，应该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体现。
楚王向以“蛮夷”自居，对《周礼》倡导的这一套，似乎不大买账。所谓天子九鼎，楚庄王就当着周人的面说过：九鼎没什么，楚国士兵削下箭头，就足以铸成九鼎！但是，他知道，要与周天子平起平坐，没有九鼎，就不是那回事——这一点，历任楚王都心知肚明。在乐舞方面，要与周天子等身，不说爱好，就是不爱好也要有一套编钟、编磬等。从这一点上说，楚国高等级古墓中出土编钟、编磬，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