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复杂的情况。从时间轴来看，文化绵延，有传统与现代，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程；从空间轴来看，文化广阔，有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精英与民俗的张力。从时间与空间的交互网络来看，有时代性与民族性、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日用伦常与终极关怀的矛盾。
因此，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能立足现实，继往开来，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调动传统，面向未来，不能迷恋过去，也不能迷信将来。我们要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的内涵、样态与表达，予以改造，赋予时代性，激活生命力。
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扬弃”这个词包含着两层意思，即既克服又保留，也即我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因此，在理解文化传统的优长与价值时，又必须深具自我批判的精神，正视并检讨中国文化自身的内在缺失、缺弱与缺陷，这恰好是中国文化“两创”课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本有源，开放包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实中的中国文化，是马中西相融合的文化。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古代的社会理想不可同日而语，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土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土壤，两者有契合之处。我们的马中西相融合的现代文化是主体性的文化，是渊源有自的，有本有源的，其根源在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开放包容，因此接纳了外来的西方文化，尤其是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马中西相融合的新传统也有了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文化“两创”的结晶，也是中国文化进一步“两创”的基础。
应当指出，当代马中西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的建构，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改造，既非全盘接受，也非全然抛弃。对传统文化最成功的继承和保护，就是不断创新，把外来的、多样的、现代性的内涵融入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中来。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最成功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也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把现代性的因素结合到中国文化中来，进而改造现实与传统，重塑当代中国精神。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颇多内在契合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化传统，倡导“天下为公”，注重“知行合一”，论证“相反相成”，彰显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大同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得到具体发展的基础。应该看到，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带有两者的优点与缺点。
我们需要在大的背景，即“天、地、人、物、我”共生的背景下讨论人类与世界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国文化中有丰富的珍宝，古人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存经验与生存智慧并没有过时，对现代人依然启发良多。
关键在于深度认识我们的传统。很多学者还停留在“五四”时期粗浅的文化批判的水平。中国文化有自身内在的理路，有自身的优长与缺失。我们的新文化有主体性，但不盲目自大与盲目排他。对传统，我们应当守先待后，理性批导；对现实，我们应当扩大社会空间，鼓励更多社会组织的生成发展与积极参与。从我们的实践来看，还应当防止乌托邦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干扰，警惕并批判民粹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
重视科学逻辑，变革思维方式
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如知识论与逻辑学的传统、科学的精神、逻辑的分析与细密的论证方法等，是我们的短板。我们没有“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尤其是儒家“重政轻技”“重道轻器”的倾向，抑制了有科学研究诉求的墨家等流派，包括儒家自身的某些派别与人物。近代以来，通过引进西方文化并学习西方文化的优长，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但还很不充分。
从一般思维方式的分类来看，有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形式逻辑属前者，辩证逻辑属后者。思维方式又可分为直觉与分析、辐散与聚合、习惯性与创造性的不同。分析与辐散思维有助于思维的周密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应强调形式逻辑、线性思维的基础教育，重视思维的确定性、程序、步骤与周密性，防止不确定性与思维滑转。直觉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一定联系，但我们还是应多强调分析性思维的基础。
当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新的契机与可能。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已经颠覆了传统。大数据、海量存储、便捷搜索等，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在现代，我们要进一步重视、拥抱科技革命，借此改革我们的模糊笼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通过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成果，我国公共卫生、公共秩序的建构成就斐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科学、逻辑思维的前景十分广阔。同时，我们又要避免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偏颇，以人文精神相补充与协调。
倡导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
马克思主义倡导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建构与完善民主、自由的价值与制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近代以来，数代中国知识人为争取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做了不懈的努力。我们鼓励个体人有心灵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有独立的品格、独特的见解与自主的行为，不依傍他人，不依傍权威。我们反对奴隶性、依附性的人身关系，主张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发展，有怀疑、批判的勇气。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也就不会有独立的人格。
正如冯契先生所说，我们要有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进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识到我具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真诚的充实感，“我”就在相对、有限之中体认到了绝对、无限的东西，即达到了本体的理境。一般地说，这是通过实践即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达至智慧之境。由知识到智慧之境的飞跃，是通过自由劳动即自由的感性活动来辩证统合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又通过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过程，包括理性直觉、德性自证的过程，发展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统合自由个性与集体精神，奔向个性解放和大同境界的理想目标的。
文化生命力在民间，“两创”是过程
从文化的传承来看，民间生活的多样化促进了各地书院的勃兴。这些书院继承传统书院而新创，一般是政商学界相结合，有的作后盾，有的出钱、出力、出师资，和合而成，对今天民间传统文化的教化与传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书院非常活跃，接地气，聚人气，创造了各自成功的经验，让老百姓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在民间社会的基层推动传统文化精神与价值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化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还要面向未来。时代背景在变化，文化也要变化。不管我们现在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的现实关怀还在于中国人。中国文化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它讲的是平实的做人做事之道。儒释道三教，其实还是讲做人做事。中国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如何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这样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精神人格、精神风貌、安身立命提供一些思想背景、根源性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两创”的过程中，我们既反对复古主义，又反对崇洋媚外。
时代变了，我们的精神追求也在变化。但是，变中还有不变的东西，比方说我们曾经倡导很多常识，做人的常识是不会变的。我们做人的底线，至少要遵守底线伦理；然后我们还有基本的人格健全的要求，还有对理想的追求、境界的追求。在人格健全的过程中，可以从传统的文化资源，儒释道、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中找到一些精神养分、精神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这样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大家都在求富、国家在求强，即求富求强的大背景下，面临着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提出的挑战。但是不管怎样变化，有一条还是不变的，就是人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人要有真善美的追求和健全的人格养成才能很好地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提出以人格建国，立国立人，我们要培养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古今中西都是相通的，根本的就是做人做事之道。
中国文化的“两创”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仍是过程，活生生的“人”的养育与成长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现代中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是目的”，政绩不是目的。尊重人的生命，尊重自由意志，一切为了人民的自由与创造。在这里，我们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结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予以重建。对老百姓仍有一个提升、教化的过程，当然更多的是人民的自我教育，如现代书院就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很好的形式。现代书院是提高人们的科学、人文与道德素养，安身立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新的学校。
（作者 郭齐勇 为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